收起最后一件行李，環視了一圈空蕩蕩的出租屋，摸摸衣兜里的身份證，匆匆關上房門，奔往機場……憶及兩年前離開北京的那個午后，王浩的印象已有些模糊，但談到“北漂”生活，還是有不少感慨。
2016年，王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完博士，入職北京某事業單位。三年后，他辭職來到妻子所在的四川成都，進入某高校從事科研教學工作。談起原因，他坦言，自己只是重新做了一次“人生選擇題”：一面是在京生活、工作的高昂成本與巨大壓力，一面是來到成都、與家人團聚的踏實、輕松和充滿信心，而夢想無論在哪里，都能點燃。
王浩的經歷折射著一個群體的選擇：離開北京，或許有些不舍，但并不是完全被動地“逃離”;他們眼前，仍然海闊天空。那么，該如何理性看待這種人才“外溢”現象?對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而言，是否應及早正視這一趨勢，以實際舉措回應人才訴求，讓不斷鞏固的“人才引力”轉化為產業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巨大潛能?
看影響 結構性人才缺失或束縛創新活力
2019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白波，第一次站在擇業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北京大學博雅博士后，一邊是吉林大學講師，白波掂量著兩份沉甸甸的入職函，幾經思索，最終選擇了在吉大開啟科研之路。
2020年，擇業的難題也擺在95后趙宏面前。一路“過關斬將”，他終于拿下兩個錄用通知——同是研究所，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在河南洛陽。權衡再三，他選擇了生活性價比更高的洛陽。
白波、趙宏的選擇成為不少年輕人擇居擇業的縮影。據《2019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顯示，應屆畢業生在京就業的比例連續三年呈小幅下降趨勢。
采訪中，不少學者表示，目前來看，一方面，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才凝聚力仍然較強。就北京部分“雙一流”高校畢業生近年擇業情況來看，北京仍是首選之地，碩博畢業生為留京主力軍，一些高校博士研究生畢業留京率占比超五成。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發布的人才創新創業報告顯示，在人才最為看重的“創新創業生態”方面，得分最高的城市仍為上、廣、深、北。加之近年來海外高端人才回流，北京等一線城市仍具有顯著吸引力。然而，另一方面，近年來北京人才凈流入率的逐年下降之勢也不容忽視，即人才流出量連年大于流入量。數據之外，從多位專家學者、高校教師的體驗來看，“能夠感覺到近年來堅定留京或首選留京的學生有所減少”。北京聯合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汪昕宇用《北京統計年鑒》中的數據做了說明：
2019年北京戶籍人口約1408萬人，比2015年增加了約62.8萬人;但同年常住人口約2153.6萬人，比2015年減少了約16.9萬人。
2019年北京研發人員數量約為46萬人，較2015年增長了約32%;但同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人員數量比2015年減少了約10%，其中制造業研發人員數量較2015年降幅達到12.36%。
一增一減間，答案顯現：總體看，北京常住人口減少主要來自非京籍(外來常住人口)數量的下降;具體看，研發人才數量有所增加，但是以制造業研發等為代表的結構性人才流失現象較為突出。
此外，汪昕宇談及，其參與的一項關于人工智能對北京市就業影響的課題顯示：近5年，北京市人工智能相關崗位人才需求約65萬名，其中軟件、算法、機器學習方面的人才需求占比近70%;而同期北京地區高校相關專業畢業生不到4萬人，北京人工智能產業基礎層人才存在較大缺口。
從長遠來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忠等專家分析，在京高校畢業生留京率下降，京外高校畢業生進京難度增加、意愿減小，長期如此，未來青年人才的持續供給有可能會面臨挑戰。對于市場主體而言，人才數量減少、企業用工成本增大，其負擔顯而易見，創新活力必然受限。如果高端制造業研發、人工智能等產業無法補齊所需各級各類人才缺口，其發展后勁會受到較大影響。
探原因 產業門檻、生活成本等成外流“推力”
“留在北京，你期待怎樣的生活?”在光明智庫發起的此項網絡調查中，有665人參與話題討論，其中超一半受訪者希望擁有住房。就職于某央企研發崗位的宋妍在入職第四年產生了換工作的想法，她坦言，目前工資中超過30%用來支付房租，生活負擔太重。除了住房，令北京某短視頻公司職員徐琛擔憂的是“‘網絡化生存’的中年危機”。“當‘后浪’們一撥接一撥地涌進公司，我時常覺得面臨壓力。尤其是做內容生產，一方面要快速跟上技術的迭代升級，另一方面也逐漸喪失了年輕人隨時轉型、轉行的可能性。”
在王浩等多位受訪青年看來，“北京是談理想的地方，但是住房壓力大、時間成本高，很多現實因素會影響到工作，不能心無旁騖地去追求事業。有時會覺得，理想觸手可及，但更多時候則發現，現實與理想很遠。”
“住房、工作競爭等壓力是個體普遍遇到的難題，也是很多年輕人離開北京的內在‘推力’。”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認為。在他看來，部分青年離開北京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一是北京為著力破解“大城市病”嚴格控制人口規模，必然擠壓一部分人的留京空間;二是北京核心功能定位發生改變，明確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不再包括“經濟中心”戰略定位，其產業發展重點也隨之集中在高精尖產業，其他產業外遷勢必帶來“人隨產業走”的現象，部分制造業研發人員外流也與此有關。
與一線城市的“推力”相比，新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所釋放的政策紅利則成為一股日益強勁的“拉力”。王浩正是被此吸引，來到成都追逐理想：住房，能以低于市場的價格申請政府人才公寓;出行，無論人在何處，乘坐市內地鐵基本能在半小時內抵達主要商業中心和景區;工作，有了充裕精力扎根一個領域，專心致志、深耕細作。
“一推一拉”間，人才自然有了更為多元的就業選擇。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魏華穎看來，如果人才高度聚集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反而容易造成資源浪費;人才合理有序流動能促進城市均衡發展，為流入地注入更多活力。個人需結合實際理性選擇，才可博得更好的未來。同理，城市也應以發展目標和產業需求為導向，吸引匹配度更高的人才。
為城市長遠發展計，北京更加需要怎樣的人才?記者翻閱了2018年北京市印發的《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試行)》，辦法中提及，應根據“北京‘四個中心’戰略定位和城市總體規劃布局，立足首都經濟社會發展”引進緊缺急需人才，把科技創新、文化創意、體育、金融、高技能、教育、科學研究和醫療衛生健康等專業人才都囊括其中。汪昕宇介紹，以人工智能產業為例，企業不僅需要相關技術研發人才，也需要為其應用、維護提供優質服務的高技能人才。
尋對策 依托京津冀，拿出真舉措，創造良好人才生態
抱著電腦、拿著水杯，剛從望京某大廈會議室走出的文竹略顯倦態。落地窗外夜色已濃，她低頭看了看表，已經9點。朝九晚九，這樣的工作時長已持續了一段時間。“不過還好，一旦投入進去就挺興奮。”文竹說著，眼神亮了不少。幾年前，她從巴黎第十一大學博士畢業后來到北京，幾經輾轉，入職某大型電商平臺從事無人駕駛算法研究。“我看中的是技術落地場景，公司有一些業務能夠讓研發技術落地。”
郭帥在西北工業大學本碩博連讀畢業后，入職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某在京研究所，吸引他的是單位在信號處理與探測感知研究領域的優勢及未來發展：“我比較關注專業是否對口，也更看重技術研發、拓展的潛在空間。”
“從小環境來看，要留住人才，關鍵是用人單位得打造‘天高任鳥飛’的平臺。”魏華穎表示，比如，多元的晉升渠道、完善的培訓機制、科學的管理與激勵。
2020年，汪昕宇走訪了不少高新技術企業。她發現，有的企業將研發崗挪至京外，推行遠程辦公，既節省了員工通勤時間，又節約了企業用工成本。與不少年輕人交流后，她意識到，開放、包容、輕松的工作環境備受推崇，“讓人發揮價值沒必要將其‘捆綁’在固定區域”。
除了“小環境”，更多專家則關注北京引才用才“大環境”的改善。
“說到底，充足的人才供給是源頭。”汪昕宇認為，當前需進一步明確北京產業發展所需人才類型、精準測度人才缺口，在引才、留才政策方面更有針對性，還應充分利用北京的教育資源優勢，注重相關人才培養，夯實人才儲備基礎。
“能安居，才能立業。”趙忠認為，要在“住者有其居”方面下功夫。例如，科學發展住房租賃市場，試點商業用房向住宅轉化，試點單位用自有用地建設職工宿舍等。
從更廣維度看，深化京津冀一體化是疏解人才問題的重要抓手。專家表示，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實現區域一體化，勢必解除更多人的后顧之憂。伴隨京津冀快速通勤系統的完善，員工完全可以北京辦公、外地居住，帶動居住地的消費市場，促進其長遠發展。
近期，魏華穎正在參與“首都國際人才社區建設”的課題。她認為，一方面要通過創新鏈、產業鏈吸引高層次國際人才;另一方面，要完善配套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構建良好的人才生態環境。
“引才與育才應該齊頭并進”，這是多位專家強調的重點。他們表示，人才成長無法做到立竿見影，不少年輕人可能10年、15年后才會在相關領域有所建樹，倘若因為內部管理、住房醫療等問題牽絆住他們的腳步，不能不說是城市發展的損失。所以，“筑巢引鳳”之后更要“筑巢養鳳”，為人才培養久久為功。(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項目團隊：記者 李曉、王斯敏、蔣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