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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27歲出山，先事劉備，后事劉禪，先取荊州為家，后取兩川為業，忠心耿耿，任勞任怨，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直至死于五丈原的軍營之中，真如他的“后出師表”中所講得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后己。
且說孔明第六次兵出祁山，司馬懿還是以逸待勞，閉門不出。孔明為激魏兵出戰，他派人給司馬懿送去一套婦人衣服，并附一封書信，大意是司馬仲達既然作為大將，統領中原之兵，卻藏于巢穴之中，躲避刀槍，哪有男子氣概，和婦人一樣。
司馬懿讀罷信，心中大怒，但表面上卻笑著說，孔明把我看成婦人了。并款待來使，還打聽孔明的生活情況。使者回答，孔明睡覺很少，飯吃得也不多，二十軍棍以上的處罰他都要親自處理。司馬懿聽后對身旁的眾將說：“諸葛亮食少事煩，是活不長久的”。這更堅定了司馬懿以柔克剛、拖垮孔明的決心，蜀魏雙方繼續相持，恰在此時，費祎又來報知與東吳共圖中原的計劃失敗了，東吳的人馬被曹魏擊敗。魏國更無后顧之憂，孔明聽此消息，長嘆一聲昏倒在地，自此染病，無力回天，星隕五丈原。
毫無疑問，蜀魏此番交手，對于孔明來說，利在速戰，但司馬懿利在緩守，雙方不僅是軍事斗力，還有心理斗智。孔明六出祁山，雖然每次都志在必得，但卻大都未獲大功。在這次的雙方相持當中，孔明就顯得急躁不安；相反，司馬懿倒是穩如泰山，異常冷靜。諸葛亮以激將法引誘司馬懿出戰，更顯得情緒急躁，難以施行正確的運籌。這說明，凡事不能過于性急，越是困難，就越需要冷靜、等待，在相持中尋求機會，急躁情緒只會帶來失策，甚至會斷送大有希望的事業。歷史上的這類各種事例極多，專利領域亦不例外。
以無線電的發展為例，就曾有過多次成功和失敗，甚至還發生過悲劇性的事件。愛德溫·H·阿姆斯特朗就是這樣的人物，如同諸葛亮，他在無線電方面做出過重要的貢獻更為此做出過英雄般的奮爭。他早年就自己的發明出售專利權和專利許可證，使他成為眾所周知無可爭議的發明家。1933年，他獲得了有關頻率調制的發明專利權。這種頻率調制的廣播方式終于解決了無線電收音機的天電和噪音問題。諸葛亮在隆中十年躬耕，終于身懷絕技，天下揚名。借助廣播電臺廣播音樂會的音樂，阿姆斯特朗將調頻廣播的優點展示得淋漓盡致，但與此同時，他同工業巨頭們的激烈戰斗也打響了。諸葛亮兵出祁山，同曹兵開戰了。
各家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都不愿采用阿姆斯特朗的調頻新技術，因為他們已經在老的方法——調幅技術上投資不少。然而，客觀規律是毫不留情的，調頻電臺歷經周折，終于被普及應用，但阿姆斯特朗為此也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同工業巨頭們的爭斗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事實到底證明了阿姆斯特朗方法的先進性。司馬懿終究敵不過諸葛亮，但孔明也付出了代價。
一般來說，新事物代替舊事物，都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只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漸縮短。發明成果的應用最說明問題，電視從1922年發明到1934年應用，用了12年的時間；半導體用了5年；激光器在1960年問世，當年就投入使用……
阿姆斯特朗急于將自己的發明成果應用于社會當中，并為此付諸艱苦的努力，還進行了多次的爭斗，但自己本身的歸宿卻很悲慘。1954年，阿姆斯特朗在同美國無線電公司就他的專利權進行了最后一場精疲力竭的戰斗之后，他自殺身死。真可謂“報國還須忠義心，前后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淚沾襟”（《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歸天的詩曰）。
雖然諸葛亮和阿姆斯特朗平生致力于的對象不同，但由于客觀因素和主觀作法，結局卻是一樣的，如果諸葛亮在六出祁山時更冷靜一些，阿姆斯特朗能看得更長遠些，決不自殺而堅持斗爭，歷史可能有新的寫法，我們后人又應從中得到些什么呢?
（馬秀山：《說三國謀略話專利經營》專利文獻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