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被視為世界文學史中繼古希臘羅馬神話和莎士比亞創作之后的第三高峰，也被稱作俄國文學史中的“黃金時代”。
對于俄國文學史上“黃金時代”的時間界定，學者們意見并不統一，但普希金于1814年在皇村學校因朗誦《皇村的回憶》而震驚詩壇，以及托爾斯泰因感染肺炎于1910年在鐵路小站阿斯塔波沃的去世，應是兩個標志性的事件。在這兩個事件之間將近百年的時間里，俄國相繼涌現出十幾位世界級的大作家和數以百計的世界文學名著，俄國文學的影響溢出國界，產生巨大而又深遠的國際影響，從而構成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十分罕見的“天才成群誕生”的壯觀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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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蒼穹閃爍最亮的星
在群星璀璨的19世紀俄國文學蒼穹中，最值得關注的或許是這樣三組作家：首先是三大批評家，即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他們的批評實踐和理論體系決定了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現實主義的基本走向。
其次是四大詩人，即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他們代表著俄國詩歌的四種風格、四個側面：普希金象征著陽光，萊蒙托夫則是凄冷的月亮，涅克拉索夫是一位“公民詩人”，他說過一句名言：“你可以不做詩人，但必須做一位公民”。丘特切夫則偏重于個人的沉思，是所謂“靜觀詩人”，他也寫有一句名詩：“俄羅斯無法用理智去丈量，俄羅斯只能去信仰”。
最后是五大小說家，即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果戈理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發端處的“自然派”首領，曾被別林斯基譽為“文壇的盟主，詩人的魁首”。果戈理小說最驚人的地方，像普希金所說的那樣，是“展示庸俗人的庸俗”；而他的小說最動人的地方，則像別林斯基總結的那樣，就是“含淚的笑”。屠格涅夫的意義在于，他的小說是其所處時代的藝術編年史，將他的6部長篇小說、也就是《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和《處女地》串聯起來看，19世紀中后期數十年間的俄國社會生活史便歷歷在目。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稱為“殘酷的天才”，因為他創作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人的心理，且是極深邃、極陰暗的心理，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這個謎，即使你一輩子都在解這個謎，也不要以為是在浪費時間”。托爾斯泰的創作構成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他的三部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幾乎被譯成了世界上的所有語言，是真正家喻戶曉的文學名著。與他幾乎同時代的契訶夫卻獨辟蹊徑，在托爾斯泰這棵文學巨樹的濃蔭下開辟出一片豐碩的耕地，他被視為世界文學史中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之一。契訶夫的短篇簡潔淡雅，既幽默又感傷。同時，他又是劇作被上演最多的現代劇作家，《海鷗》《三姐妹》《萬尼亞舅舅》《櫻桃園》等名劇享譽全球。
文學輝煌贏得世人尊重
“黃金時代”的俄國文學在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崛起過程中發揮過重大作用。俄國作為歐洲相對后起的國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都有著“追趕歐洲文明”的強烈愿望。在彼得大帝的改革、葉卡捷琳娜女皇的擴張和亞歷山大一世戰勝拿破侖的勝利之后，俄羅斯民族的自覺意識迫切需要獲得更充分的表達，而借助文學藝術來凝聚民族精神、改善國家形象便成為19世紀俄國作家和藝術家們一個不約而同的愿望，一個義不容辭的使命。
終于，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著俄國文學的崛起，俄國和西歐的知識分子才普遍意識到，俄羅斯人不再是好戰的野蠻人，不再是橫沖直撞的“哥薩克”，而是富有智慧和文化、具有文學和藝術創造力、甚至肩負某種特殊的全人類使命的民族，也就是說，19世紀“黃金時代”俄國文學的輝煌成就使得西方針對俄國的輕蔑和責難迅速轉變為好奇和贊賞。
在俄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關鍵時刻，即19世紀80年代，有三個事件相互呼應，構成一個重要的拐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繼面世，使俄國文學的成就獲得舉世公認；普希金的紀念碑在莫斯科落成，這是全俄第一座為詩人和文學家豎立的紀念碑；在普希金紀念碑的落成典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先后發表演講，高度評價普希金，以及以普希金為代表的俄國文學的世界意義。
“黃金時代”奠定俄國文學傳統
對“黃金時代”的俄國文學做一個宏觀概括，大致能歸納出這樣一些特征：首先，這是一種道德的文學，良心的文學，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問題文學”構成了19世紀俄國文學的主體，從赫爾岑的《誰之罪》、涅克拉索夫的《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和杜勃羅留波夫的《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俄國作家們始終在提出咄咄逼人的社會追問。19世紀的俄國作家大都出身貴族，可他們又幾乎全都是“懺悔的貴族”和“本階級的叛逆”，他們捍衛的是被壓迫者的利益。因此，在俄國文學作品中，所謂“小人物”和“底層人”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正面描寫，同情弱者，敵視強者，這似乎是俄國作家們一個不約而同的社會立場。
其次，這大體上是一種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文學，“美是生活”“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生活的教科書”“俄國革命的鏡子”等概念就是對那個時代俄國文學的歸納和定義。積極地介入生活，促進生活的改善，一直是俄國作家強大的創作動力，與此相關，就導出了19世紀俄國文學這樣兩個主要的美學特征，也就是恩格斯給出的關于“現實主義”定義的兩個主要內涵：對真實的追求和對典型人物的塑造。
第三，這是一種具有宗教感的文學，救贖的文學，充滿彌賽亞精神的文學。俄羅斯民族信奉東正教，他們將自己的宗教稱為“正教”，他們認為自己是神選的民族，是具有拯救人類之使命的、被選中的民族，與之相關，俄國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布道”成分，他們筆下的主人公也往往都具有深刻的“懺悔”意識，濃烈的宗教氛圍構成了這一時期俄國文學的主要色調之一。
“黃金時代”俄國文學強大的創作實績和深遠的社會影響，使得文學從此在俄國社會占據了崇高地位，由此形成俄國文化中所謂“文學中心主義”現象。在俄國，文學從來就不僅僅是文學，而往往是一種包括宗教、哲學、思想、藝術等在內的大文學；文學家從來就不僅僅是文學家，而往往是集作家、詩人、思想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師。用去世不久的詩人葉夫圖申科的話來說就是：“在俄國，詩人大于詩人”。而這一傳統之奠定，無疑要歸功于19世紀“黃金時代”的俄國文學。
——（馬秀山摘自《人民日報》2017年7月1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