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部分城市陸續公布人口出生率相關數據。
2月5日公布的寧波慈溪2020年出生人口數量較2019年下滑約12.27%;溫州58家助產機構出生73230人，比2019年同期減少19.01%;合肥市統計局公布 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約23%;廣州市2020年活產數比2019年下降了約9%;臺州市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了32.6%……
就連“母嬰圈的網紅”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近日也在其公眾號上發文：“我曾經和很多省份的專家溝通過，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間，以此估計2020年中國的分娩總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由于去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尚未公布，暫時無從獲悉去年全國出生率的精確數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自1949年以來出生率的最低值。
“中國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經將近30年，早已埋下未來人口長期負增長的種子。”人口與未來網主編何亞福對時代財經分析稱，在“十四五”期間即2021-2025年，我國的育齡婦女數量還會繼續減少，平均每年減少400多萬人，而處于生育旺盛期的20~34歲育齡婦女數量平均每年減少500多萬人。如果不能顯著提高生育率，那么“十四五”期間我國的出生人口大概率會逐年下降。
“在人口出生率持續下滑的情況下，城市化、城鎮化包括人口在地區之間的流動顯得更為重要。”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2月7日對時代財經分析。
在陸銘看來，提高城市出生率，應該更加多地從生活、生養孩子的成本入手，避免讓房價成為擋在人口向城市、大城市遷移的“大山”。而客觀上，大城市確實存在高房價的問題，應該從緩解住房價格上漲趨勢、增加公租房建設來降低居住成本。
探因2020年國內人口出生率下跌
何亞福分析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點：一是新冠疫情導致許多底層民眾失業或降薪，從而家庭收入減少;二是二孩堆積效應減弱，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到2020年已經是第五個年頭;三是育齡婦女數量減少，“十三五”期間(2016-2020年)，育齡婦女數量平均每年減少約500萬人;四是高房價以及撫養孩子的成本過高，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
時代財經查詢中金公司研究部報告發現，生肖偏好對于出生人口可能也會存在一定影響。2020年是鼠年，不少風俗認為老鼠不是討喜的動物，會一定程度影響生育意愿。但從歷史數據來看，生肖偏好對出生率的影響在較長時期內會被熨平。
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男女結構比例失調。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年)》，性別排名為1-3的地區是天津、廣東和上海，相關比分別為123.2(女性=100)、118.1和107.9。在抽樣調查中，天津男性與女性未婚人數的比例為2:1，排名到了全國第一位。在去年人口普查后，有專家預測2020年這一數據的差距將達到3000萬。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近期曾撰文分析稱，當前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時代財經注意到，盡管二胎政策的生育高峰已過，但在知乎等各大論壇類似“不生二胎、三胎，長遠看以后會后悔嗎”的討論比比皆是，不少人表示有生育意愿，無奈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過于高昂。
根據《2019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的數據，深圳房價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說，對于深圳的普通家庭來說，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25.1和23.9。
人口出生率降低沖擊經濟
在人口學界有一個常識性的規律，當人口年齡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之后，大約經過15年左右的時間，勞動力數量以及勞動力年齡結構也會發生改變。
由于人口變化是緩慢的，出生率下降的影響也是緩慢顯現的。華僑大學人口學博士李翔在《低生育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一文運用大量定量研究得出， 低生育率一方面會通過改變勞動供給水平降低勞動參與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的中介效應;另一方面，也會通過改變人力資本投入水平提升勞動生產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正的中介效應。
據吉林大學隋澈在《中國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于2013年達到100582萬人的歷史最高水平，之后開始減少。利用GDP分解法，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把1980-2015年的人口年齡結構換成“全面兩孩”政策下2016-2041年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將會下降1.39個百分點。
雖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這一數據構成了一國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質基礎，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參照指標。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穩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與高收入國家發展的差距繼續縮小。如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將會影響邁向發達國家的步伐。
“從人作為人力的角度看，人口紅利已經成為過去式，人口負利及伴隨而在的撫養人口激增，凸顯勞動力短缺，用工成本上升，成本優勢弱化會影響國際競爭力。人作為消費人口的角度看，老齡化轉折點前后會出現消費總量的斷崖式下滑，對經濟沖擊明顯。”方正和生投資李新顏曾在一個人口論壇上稱。
從產業方面看，以年輕勞動力為主的傳統產業，如紡織、服裝、建筑、園林等傳統產業將會發生深度轉移與調整。據中金固定收益團隊近日的研究顯示，由于出生率下降，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的中樞可能也將波動下行，對應的地產后周期的居民消費需求，如家電家具等，以及新生兒的消費需求，如母嬰消費、在線教育、幼兒園等可能也將會回落。
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間接加速了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口數量、老年人口比重、少年人口撫養比、老年人口撫養比都表現出上升的趨勢，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嚴重,這有可能會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據新京報報道，2020年除廣東、北京、福建、江蘇、浙江、上海和山東外，其余省市養老金凈貢獻均為負，均依靠中央調劑。
戶籍改革與房價調控是關鍵應對之策
2020年，中央層面再次就生育政策定調——《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同時應對老齡化社會也被提升為“國家戰略”地位——“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何亞福認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生育率。因為無論哪種養老方式，本質上都是工作年齡人口養活老年人口。一個老人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子女來養老，但所有老人則必須依靠所有勞動年齡人口來共同養老。如果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無論哪種養老方式，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為提升出生率，中國人口政策正在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根本轉變。今年1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做《關于2020年備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其中一項工作是，要求各地對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相關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進行全面清理。而最近兩年，不少專家基于二胎政策的效果，在呼吁政府開放三胎或全面放開生育。
除了在生育政策方面著力，陸銘對時代財經分析，在人口出生率持續下滑的情況下，城市化、城鎮化包括人口在地區之間的流動顯得更為重要。因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會帶來勞動力資源的緊缺，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以及緩解社會養老的壓力。
“一方面，從增加出生率的角度來解決問題，但另外一個方面，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就是提高勞動力在不同地方的利用效率。相比而言，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村，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高于小城市。”
陸銘指出，借助戶籍制度的改革，可以促進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和從小城市向大城市的這個流動，從而提高勞動力的利用效率，增加城市地區、大城市地區的勞動力的供應來促進經濟增長，刺激內需。
然而據中金固定收益研究顯示，高房價和高生育成本對居民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的擠出，在一線城市更為突出。陸銘認為，城市出生率的高低，本身應該更加多地從生活、生養孩子的成本去改變，而不是去阻礙人口向城市和大城市遷移。客觀上，大城市存在高房價的問題，應該從緩解住房價格上漲、增加公租房的建設來降低居住成本。
陸銘還提到，在公共服務方面，要通過公立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的建設來降低生養孩子的成本，而不是讓人們不要到城市，這對于勞動資源的利用效率是不利的，反而有可能使得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得不到解決。